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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多维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具有对农村经济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功能。其经济功能的发挥表现出特有的空间特征、产业特征、市场特征和生态特征。乡土文化传统可以通过外化为乡土文化产品，外显为乡土文化景观，外现为乡土文化经济活动，外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来实现其显性经济功能；也可以通过内化为农民生产劳动的精神力量，内合为具有经济吸聚力的“气场”，内作为农业技术进入农业生产的文化过滤器，内构为乡土社会组织结构的控制性规范来实现其隐性经济功能。

引言

乡土文化传统是一种生发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的农民文化传统，其本质是农业文化。作为一种系统的、多维的、复杂文化体系，乡土文化传统内涵了众多的文化因子，诸如语言、知识、信仰、宗教、习俗、价值观、社会组织形式、时间概念、角色、空间关系、宇宙观等，广义上还包括了把各种观念形态物质化的实体因素。这些文化因子是农民群体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通过个体和集体努力而逐步形成的。作为特定区域的共性文化积淀，乡土文化传统不仅具有使农民理解周围环境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其特定的经济功能以及沟通、传承、规范、服务等多种社会功能。

然而多年来，人们在诠释乡土文化传统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往往过多地片面强调其负面影响，而对它的积极功能及其在现代化中的强劲生命力几乎视而不见。结果，大量乡土文化传统的象征、建筑物和活动场所被粗暴摧毁，各种乡土民俗活动被简单斥之为封建、落后、保守、陈旧的东西而被强令禁止。在许多人眼里，现代科技文化与乡土文化传统之间似乎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东西，农村文化的现代化实际上成了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的过程。而造成这种极端观念和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乡土文化传统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深刻联系缺乏了解，特别是对乡土文化传统的经济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

站在系统科学观的视角，乡土文化传统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同时又是乡土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与乡土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等诸子系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依存、作用和转化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我国“三农”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凸现，以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实施，如何协调好乡土文化传统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看待和发挥乡土文化传统的经济功能，已成为一个人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乡土文化传统经济功能的表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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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特征：依存于特定的地域范围，难以转移与复制

在一定意义上讲，乡土文化传统也是一种空间文化传统，因为这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范围内，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等多种要素作用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孕育和形成的。这种形成要素和机制的特殊性，不仅决定了乡土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定性，而且也决定了其经济功能的发挥难以脱离其乡土之根，地域之限。也就是说，一定地域的乡土文化一般很难象其他文化那样，跨空间、跨地域地广泛发挥其经济功能。众所周知，现代科技文化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产生巨大的经济作用。任何新技术产品原则上也可以脱离原产地而行销到任何其他地方并产生经济效益。在传媒领域里，当一种文化产品（如电视节目）走红之后，这种文化产品也会迅速扩散到各地，并带来同类文化产品大范围内的异地模仿或制造。但乡土文化传统却很能难做到这样的程度，至少绝大部分是如此。特定地域范围的乡土语言、乡土民俗、庙宇建筑、文化遗址等，通常只有在特定的地域环境才能产生最有效的吸聚效应和经济影响，而一旦它们离开其赖以依存的乡土，其经济功能效应就会迅速减弱乃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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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特征：受制于农耕经济的产业范式，与农业资源环境因素紧密关联

农耕经济的产业范式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与土地密不可分；二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三是小规模本土农户经营。农耕经济根植于农耕文化，而农耕文化又构成乡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这种与农耕经济的“血缘”关系使得乡土文化传统经济功能的社会实现不得不受到农耕经济产业范式的极大制约，其结果是乡土文化传统一般都难以转化和发展为不具有农耕色彩的其它独立性产业。例如，依靠乡土文化资源开发出来的旅游业（不包括城市旅游业），尽管表现上看是一个新的产业，但实质上只是农业的一个延伸而已，因为它的支撑基础与传统农业几乎没有两样，同样是乡土之地、自然景观、古镇、古街、民宅、村落、庙宇、乡土艺术、民俗风情等共同因素，离开了这些，农村旅游业将无从建立。不仅如此，基于乡土文化传统来开发相关的产品，还必须依赖本地的农民，必须依靠本地农民的劳动或乡土文化技能，才能使乡土文化传统的经济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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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特征：取决于特有的文化传统要素禀赋，与现代科技基本无关

乡土文化传统在实现其经济功能的过程中，其转化产品是否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并不取决于乡土文化传统中融入的科技含量的高低以及创新特色的大小，而是取决于乡土文化传统本身特有的不可复制的“先天”要素禀赋。也正是由于其具有的“先天”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某种乡土文化传统在实现其经济功能的市场表现中，也就有了与众不同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核心竞争力。例如，河北蔚县的乡土剪纸艺术，就是其乡土文化传统中的一大“先天”优势要素禀赋，其历史之悠久、艺术之高超、形式之多样、从业农民之众多，堪称国内外独一无二。这种独特性使得蔚县剪纸艺术享誉国内外，并使剪纸成为蔚县乡土文化资源开发中最成功的拳头产品。在这里，剪刀艺术经济功能的有效实现，除了市场传播过程可能需要借助于现代科技外，其艺术本身的市场竞争力则并不能通过科技的帮助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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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特征

乡土文化传统与生态环境保护看似两个无甚关联的话语，但在中国乡土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乡土文化传统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之间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形成的相互适应关系，起到了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作用。例如，在青藏高原北部长江源头的唐乡，牧民们对于高寒、高旱、低生产力、缺氧等生存环境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如以部落为组织形式，按季节近水草而居，以小规模家庭为生产单位，谨慎适应与合理利用为主的游牧生产方式，并在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的影响下，形成了惜车、惜集、不追求经济增值的传统畜牧业价值观念。经过千百年的时光磨砺，这种乡土文化传统便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与牧人之间和谐共存的文化链条，并使藏族牧民群体与高海拔自然环境达成一种默契，不仅保证了牧民的繁衍生息，而且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变化状态。

乡土文化传统的显性经济功能

乡土文化传统经济功能的发挥可以通过多种有形的、显在的方式来实现。主要表现方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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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化为乡土文化产品

这里的“文化产品”是指乡土文化中无形的审美观念、思想观念等精神形态资源，通过特定的物质载体，形成的用于交换的实体性产品和服务。例如，湖北秭归县围绕民间文化开发的乡土工艺背篓、手工绣鞋垫、微型龙舟木雕、三峡奇石和根雕盆景等，均属实体性文化产品；而河北省平顶山市利用乡土文化中的魔术、杂技表演优势，组织民间表演团体到本地各乡镇巡回演出来创造经济效益，则是向人们提供的服务性乡土文化产品。在市场交换活动中，人们购买乡土文化产品除了获得其直接的使用价值外，还能从其蕴含的文化资源中得到无形的精神愉悦和升华。显然，乡土文化产品的市场价格主要只是反映其物质载体的价值，或部分反映了其中的精神资源价值。而作为文化产品潜在的思想艺术价值则很难用产品价格来衡量，特别是乡土文化中的某些艺术类产品则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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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显为乡土文化景观

乡土文化景观是由自然因素和乡土文化因素综合而成的、存在于地表并占据一定地理空间的文化生态体系。乡土文化景观构成中的人文因素既包括了物质因素，也包括了非物质因素。物质因素通常具有色彩和形态，易为感知，如村落、人物、服饰、庙宇、桥梁、民宅、老街、古镇、手工作坊、生产对象等。以建筑为例，云南西双版纳的傣家竹楼、大理白族的“三坊一照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大研镇的粉墙瓦居民、迪庆藏族的仿寺建筑等，都是乡土文化景观中极具特色的物质外貌。乡土文化景观中的非物质因素是不易为人直观感知的乡土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等。透过乡土文化景观中的物质外壳，人们就能在一定程序上探求到景观内部蕴含的非物质因素的人文深意。就经济效应而言，乡土文化景观中物质因素的独特组合若能与独特的人文活动相结合，将能构成一幅有吸聚力的乡土旅游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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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为乡土文化经济活动

乡土文化传统的经济功能还可以通过文化与经济联姻的方式来实现。这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松散的非组织形式的联姻，又称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另一种是紧密的有组织形式的联姻，又叫做经济文化联合体。前一种形式具有时合时散、好合好散的特点，是目前利用乡土文化推动地域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例如，近些年来，我国许多村镇、村民和政府往往利用传统节日、庙会、地方名胜古迹等，兴办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化艺术节，或者组织各种乡土文化表演、竞赛等，在集乡土文化活动之大成的同时，积极配合开展经济交流和招商引资等活动，大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兴旺。后一种形式是由农村文化事业单位同乡镇企业等经济实体联合组成的，表现为紧密的一体化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最初出现时曾博得学术界、经济界一片喝彩声。但实践证明，联合双方若不能形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经济文化联合体，将难逃解散和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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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组织部分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产生活动除受自然环境条件方面的因素制约外，还会受到更多非经济的乡土文化传统的制约。而当乡土文化传统的某些内容直接进入农业生产活动，并成为农业生产的习俗或组成部分时，这种制约性就表现得更加显著。例如，土家人的薅草锣鼓就是一种劳动生产民俗，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一边劳动生产，一边敲锣打鼓，唱歌助兴。薅草鼓歌一般有歌头、请神歌、扬歌、送神歌四部分。其中请神歌还伴有相关的请神仪式，如烧香、化纸、奠酒，有时也举行敬奉土地神和山神的仪式④。又如，过去西康地区的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就深受宗教、文化习俗的影响，至今犹存。据称当地农民耕地施肥之日必卜于喇嘛；肥料既施，复请喇嘛卜播种之期。喇嘛按藏文历书与播种之人生属所宜，示以日期及年神方位。届期，播种之人无论男女均须更新衣至地中，依年神方位焚烧稞粮柏枝，随即遵喇嘛所示播种之方向开始撒播。秋收之际，康北一带必经喇嘛选择日期选择时日定期开割，人民方能从事，倘有故为，必遭重处。为防止发生虫蝗之灾，当地农人多延请喇嘛为之诅咒。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类似现象亦相当普遍。即使在四川盆地这样的传统农业区，也有类似的作法⑥。这些做法使乡土文化传统与农业生产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并使乡土文化传统发挥着弥补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不足的重要生产技术功能。

乡土文化传统的隐性经济功能

乡土文化传统除了在外显层面发挥其经济功能外，还会在内隐层面以多种方式影响农村经济活动。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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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成为农民生产劳动的精神力量

在乡土文化传统中，某些重要思想、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潜在内化作用，会逐步形成影响农民生产劳动的特殊精神和力量。例如，湖南湘西地区的苗族乡土文化传统蕴含着浓厚、强烈的民族、宗族观念，由这种观念而形成的互助精神、群体精神一直在湘西苗族人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苗族内部，人们常常把帮助别人看作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一家在生产劳动上有困难时，其他人便会帮耕、帮种、帮收；一家建房时，也往往是全寨都出力。不仅如此，苗族习惯法《议榔词》还要求苗族人民“穿衣同匹布，做活同一处”，团结地方，团结村寨，认为只有这样，地方才繁荣，人口才兴旺。这种互帮互助的精神和极强的群体意识是使苗族一直保持着生命繁衍和延续的伟大精神力量。尽管苗族那种“要穷就穷到一堆，要富就富到一块”，“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群体精神，今天已被许多人视为一种缺乏竞争观念、阻碍经济发展的平均主义，但其内涵的道德理念和共同富裕的思想仍然有着合理、可贵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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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合为具有经济吸聚力的“气场”

乡土文化传统可以通过自然与人文复合作用构成的人文景观而产生一种凌驾于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因素之上，可以感觉但难以表达的无形，这是一种抽象的感觉，但却具有特定的经济吸聚力功能，这种“气场”所具有的经济吸聚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序上决定着将某种乡土文化传统资源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大小。具有吸引性的“气场”还可以通过特定的乡土人文景观（空间）和特定的时间耦合而成。许多地方的特定节日即是形成这种“气场”的典型方式。例如，在福建莆田湄州岛，妈祖的诞辰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和羽化日就是两个重要的带乡土气息的地方节日，这两个节日都能形成具有强烈经济吸聚力的“气场”。每到这两个节日，来自本地、沿海许多地方以及国外的人们便如潮水般奔涌而至，甚至不顾风雨和劳顿。如今，莆田湄州人已经意识到妈祖祭日的经济吸聚效应，地方政府也开始有组织地在妈祖祭日举办“妈祖文化节”，以此吸引更多的游人，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树立起更好的地方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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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作为农业技术进入农业生产的文化过滤器

外部新技术欲进入现存的农业生产系统并不是一件通行无阻的过程，而是首先必须经过乡土文化传统的“过滤”筛选，并由乡土文化传统决定其最终命运。一般而言，如果外部技术与乡土文化传统中原有的技术要素差异性较小，或在技术链上的联系相距较近，或与其价值观不存在明显冲突，那么，乡土文化传统将会对这种技术表现出适应的反应，并将新技术“同化”到现存生产技术结构之中；反之，则会表现出不适应的反应，并将技术“排异”在现存生技术结构之外，禁止其进入。例如，某地域乡土文化传统中无任何畜禽繁育和饲养技术的基础，那么，任何现代畜禽良种及饲养技术的推广都会被拒之门外⑩。又如，蒙古族的乡土文化有着优良的生态意识保护传统，崇尚自然万物有灵论，视自然事物本身如同神灵，这样，在蒙古族的游牧地带，凡是会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等带来滥垦、乱伐和污染的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农药、化肥等化学技术，都必将遭到牧民们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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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构为乡土社会组织结构的控制性规范

在乡土社会里，无论是正式组织还是非正式组织，都会受到乡土文化传统的重要影响。乡土文化传统能够嵌入到组织结构中，并通过内化为组织结构中的控制性规范来对组织的运作和效率施加无形影响。这种影响在非正式组织中是十分明显的，因为非正式组织的建立和维护主要就是依靠乡土文化传统共有的惯例、习俗、价值观、信念、内化了的道德标准等“非正式制度”，而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非正式组织成员的行为也就失去了约束或控制，这样非正式组织也就不复存在了。对于正式组织而言，其成员的行为和互动并不都是严格服从所制定的规则，相反正式规则约束下的行为仅仅是人们行为选择集合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行为的控制结构都是直接来自于嵌入到组织结构中的乡土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范制约。例如，在一个乡镇企业组织内，企业的经理或厂长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具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受到正式组织规则的约束。但企业领导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还存在着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个人友谊、结盟、非正式合作关系等特殊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主要是遵循乡土文化传统中的习俗规范和道德标准，它们在现实中往往能超越企业正式组织的等级与规范的界限，对企业的经济活动产生特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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